在明代的时候自然经济的情况下也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种子,具体的情况你了解吗?小编在此整理了相关资料，希望能帮助到您。
自然经济下的产物-明清徽商的经营之道
自明代中叶开始，徽商迅速崛起。他们走出丛山，迈向市场，凭借牢固的宗族关系和地缘关系结成商帮集团，尽管其足迹“几遍禹内”，而长江流域始终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区域。
徽商大多从事长途贩运贸易，万里长江正是东西贸易的黄金水道。长江流域星罗棋布的城镇，又为商人提供了理想的活动舞台。民国《歙县志》卷一载：“(徽州)田少民稠，商贾居十之七，虽滇黔闽粤秦燕晋豫，贸迁无不至焉，淮浙楚汉又其迩焉者矣，沿江区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康熙《徽州府志》卷二也曾指出：“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可以说，从长江上游到下游无不活跃着徽商的身影。
徽商主要经营盐、典、茶、木、粮食、布绸等行业，其贸易就是主要在长江流域进行的。
盐业：扬州是两淮盐运司所在地，杭州是两浙盐运司所在地。两淮盐场是全国最大的盐场，淮盐行销范围极广，“以二十三场所产，供六省数十州县之民食”，所产之盐销往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部分地区，涉及六个省区250余州县，基本上属于长江流域。大量记载表明，经销淮盐和浙盐的商人主体是徽商。从明中叶到清中叶，他们几乎垄断了淮盐、浙盐的销售。由于明清时期，湖广人口众多，故“淮盐引岸，楚省称最”，所以徽商每年要把大批盐斤通过长江黄金水道运往淮盐行销总岸汉口，然后由此再向各地转运。
典业：“徽郡商业……质铺几遍郡国”。就长江流域而言，沿江各城镇几乎都有徽州典商。清光绪年间，日本人专门调查沪汉各地商帮的情况时曾说，典当的朝奉(掌柜)，其非由徽人担任者几乎没有。这说明在清后期徽州典商几乎垄断了武汉和上海的典业市场。南京在明后期当铺有500家之多，其中大部分是徽商所开。九江、芜湖也有不少徽州典商。在明代，扬州质库就是“新安诸贾擅其利”[3](卷20)。到了清代，开典当的也“多新安并四方之人”。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徽州典铺已开到江浙一带的县城甚至乡镇，据万历时人李乐《见闻杂记》载：仅浙江的乌青镇就有9家徽典。
茶业：徽人经营茶业有悠久的历史。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徽州茶商逐渐活跃，其中不少人深入到长江上游四川与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进行茶马贸易。如歙县人汪伯龄“始胜冠，辄从父兄入蜀，称贷以益资斧，榷茶雅州。”同县人方景真也“贾茶入蜀”。当然，更多的徽州茶商是在内地经营。除了北方外，沿江城镇也是徽州茶商的重要市场。在外贸方面，鸦片战争前，徽州茶商大多赴广州与外商进行茶叶贸易。鸦片战争以后，上海辟为通商口岸，徽州茶商就大批进军上海，有的从事对外贸易，有的从事批发零售，有的两者兼营。19世纪下半叶，汉口、九江又成为中俄茶叶贸易的主要港口，很多徽商也参与了这种贸易。
木业：徽州地处山区，山地面积占70%以上，林业资源非常丰富，从而为徽州木商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货源。而由于江南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新兴市镇的涌现，对木材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同时由于明清时期每年都要通过漕运系统从南方调运数百万石粮食供给京师，所以漕船的修造也扩大了木材消费市场，这都给徽州木商提供了空前的机遇。徽州木商的经营方式主要有内采外销和外采外销两种。内采外销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由新安江至杭州：即将徽州境内的木材通过新安江经淳安、建德直接运到杭州，再继续销往嘉兴、湖州、松江、苏州、常州、上海一带。二是由绩溪循青弋江至芜湖进入长江，再转运到长江下游各沿江城市。外采外销主要是由于明代中期以后，木材市场不断扩大，尤其是对一些名贵木材需求日多，所以不少徽州木商深入川、湘、云、贵、赣、闽等地采购，然后沿长江水道及海路转运到长江中下游各大城市。
粮业：明中叶以后，国内粮食生产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由于丝绸和棉布消费市场的需求不断增长，刺激了长江三角洲一带桑棉种植业的扩大，“弃稻种桑”、“弃稻种棉”的现象十分普遍，从而使这一地区成为缺粮区。然而缺粮区漕粮却不可缺，朝廷每年还要从苏松常镇等府额征漕粮二百多万石，这就更增加了长江三角洲的粮食压力。而入清以后，我国的产粮重心开始西移，湖广经过大开发，竟成了“天下第一出米处”，因而国内的粮食生产格局由原来的“苏湖熟，天下足”变为“湖广熟，天下足”。在这种新形势下，西粮东运成了令人瞩目的现象。每年都有大批粮商从湖广、江西、四川采买无数粮食在汉口集中，沿江东下，再折入运河南下，直抵苏州枫桥，然后转销江浙两省，还有一部分经由上海、乍浦海道运往福建。由于徽州粮商从业早、行情熟、资金充足，从而成为粮商中的主体，加上盐商利用盐船回空之机，也从汉口采买粮食，所谓“徽商载盐而来，载米而去”。所以在西粮东运中徽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布绸业：明中叶以后，江浙一带广种桑棉，从而使棉织业、丝织业获得长足发展。由于棉布与丝绸在国内有着广阔的市场，从明中叶开始，徽商就在这里大显身手了。他们一是介入早。《云间杂识》载：“成化末，有显宦满载归，一老人踵门称拜不已，官骇问故，对曰：‘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今赖君返之，敢不称谢!’官惭不能答”。老人这番话本意是讽刺这位贪婪的“显宦”在任期间搜括了不少民脂民膏，但却无意间透露出徽商的信息。松江是棉布业生产中心，老人认为“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其实是说棉布贩售的利润都被徽商垄断了。这正反映了早在成化年间，徽商就占领了松江棉布市场。二是人数多。象南京、苏州、杭州这样的中心城市固然有众多的徽商，就是在各县新兴的市镇，到处也都有徽商的足迹。嘉定南翔镇是著名棉布业市镇，这里就有“众多徽商侨寓”，该县又一棉布集散地罗店镇，“今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矣。”外冈镇“因徽商僦居钱鸣塘收买，遂名钱鸣塘布”。平湖县新带镇“饶鱼米花布之属，徽商麇至”。在上海县经营布业的也是“宣歙人尤多”。吴江县的盛泽镇是出产丝绸的名镇，“皖有徽州、宁国二郡之人服贾于外者，所在多有，而盛镇尤汇集之所。”在其他盛产丝绸的名镇，如南浔镇、院镇、姜湖镇、新市镇、双林镇，徽商都分别建有会馆和同乡同族慈善机构，说明在这些地方经商的徽人非常多。三是徽商还控制棉布染踹加工业，简称布号。明清时期，江南的布号基本上控制在徽商手中。如乾隆四十年，南翔镇上布商字号至少有10家，主要是徽商所开。苏州更是布号集中的城市，康熙年间最多时有76家，乾隆中期有45家，光绪后期仍有44家，这些字号也多被徽商控制。布号规模很大，需要雇佣很多染匠、踹匠，资本非常雄厚，有的布号仅踹匠就有二三百人。据《三异笔谈》卷三载：新安汪氏设益美字号于吴阊，一年销布以百万匹，可见其经营规模之大。
农业改革将淘汰小农经济
众所周知，如今农业改革正慢慢铺开，不仅是技术上的改革、经营方式上的改革，还有土地制度的改革。
但是改革就像一把双刃剑，抓住机遇了，这就是发家致富的好机遇;如果固步自封，可能就落后于改革大潮，面临着“下岗”。
目前我国农业改革趋势是什么呢?
淘汰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规模小且分散，生产出来的产品绝大多数用来自己消费，而不是进行商品交换，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这种传统的一亩三分地的生产形式，注定在抗风险能力、市场竞争力等方面无从参与未来农业的竞争，面临淘汰。
淘汰缺乏特色、单一的产业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无论是种植还是养殖，都需要在地方条件的基础上，发展地域特色。
如果没有足够的地域特色，也没有多元化的盈利点，就盲目扩大规模，能不失败吗?
所以要推动特色农产品向优势产业转化，做大规模，做优做强品质。
产业链升级，多产业链联合发展趋势
如何形成盈利点多元化?这就必须靠联合发展的思路。
比如一个合作社或者农企，光发展种植过于单一，可以跟其他组织联合，延长产业链，涵盖仓储、加工、休闲旅游……
充分挖掘农业品的附加价值，才是王道。
改革是把双刃剑
如果你没有勇气改变，可能就是灾难;但如果跟上时代脚步，保持终身学习的意识，它就会变成机遇。
那么咱们农民在改革的时代背景下，要抓住机遇，未来有哪些出路可以选择呢?
以下5条可供选择：
集中土地进行产业化发展
改变小农经济思维，进行产业化发展。所谓产业化，就是以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现效益为目标，通过专业化服务和质量管理，形成系列化和品牌化的经验方式。
适合人群：不仅要有创新意识，还要具有一定经验的农业生产者。
将土地流转给新型农业主体
把自己手里的土地流转给周围有想法经营新型农业主体(包括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企等)的人，这样自己除了可以收租金外，还可以去城里打工，同时土地的承包权还是在自己手上。
适合人群：已经拿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常年在城市打工，不想再种地的农民。
土地托管
把土地交给社会化服务组织或者种植大户代为耕种管理，然后就可以按约定分成了。
适合人群：不想再种地，土地托管体系较为成熟地区的农民。
土地入股分工
将土地作为资产入股给合作社等大型农业经营组织，按期取得分红。
适合人群：在外打工的农民工。
有偿退出土地
目前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出台承包地有偿退出政策，但一定要想清楚，以这样方式处理土地之后，相比土地流转、土地托管，你的承包地从此就跟你没有关系，再也收不回来了。
适合人群：已经在城市定居，并且有稳定收入的农民。
改革是好事，跟随国家政策的脚步，抓住机遇，实现自身转型，既顺应改革趋势又实现增收创富，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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