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称《中法续增条约》，1860年10月25日(咸丰十年九月十二日)法国在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之后强迫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恭亲王奕訢代表清政府与法国全权代表葛罗在北京礼部大堂签订。共十款。除了承认中法《天津条约》完全有效外，法国又取得了如下权益：增开天津为商埠;准许法国招募华工出国;清政府必须严惩妨碍法国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的人，并赔还以前没收的教产(包括教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给法国天主教会，充当翻译的法国神甫在葛罗的唆使下又在中文约本上偷偷地加入“传教士在各省置买田地，建造自便”等字样;将中法《天津条约》规定的对法赔款增至八百万两，赔款由海关税收内扣缴。中法《北京条约》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并为以后法国侵略势力在中国的扩展和大肆掠卖华工提供了条约依据。
清初在今辽、吉两省，插柳结绳，以定内外，谓之柳条边，亦称柳墙。清入关后，把东北视为祖居圣地，列为禁区。辽河流域和吉林部分地区是满族“祖宗肇迹兴王之所”，是其最早的根据地。清初，关内斗争形势复杂，阶级矛
战国时，吴起任楚悼王令尹时所进行的政治改革。这次变法强调明法审令。针对当时楚国大臣权势威重、封君太多的弊端，裁减百官俸禄，减少不急需的闲冗官员; “废公族疏远者”，使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其爵位俸禄，并强
清末维新派的政治团体。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由梁启超和满族人寿富等发起，在北京成立。梁启超在《知耻学会序》中指出，日本“知耻”维新，“更张百度”， “虽耻何害!”而“自讳其耻”，则为无耻， “自诵
见“马嘉理事件”。
明神宗时城市工商业者和手工业工人反对政府掠夺的斗争。明神宗时，财政濒于绝境。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明政府派出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四出掠夺民间财物，激起城市市民的激烈反抗。万历二
金朝与西夏连年交兵，互相残杀，大大削弱了抵御蒙古军南下攻掠的力量。金哀宗继位后，在停止进攻南宋的同时，于正大元年(公元1224年)十月遣使与西夏修好。二年九月，双方成立和议，改变西夏的藩属地位，双方在
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蒙古诸王乃颜发动的武装叛乱。乃颜系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后裔，塔察儿国王之孙。其分地以哈刺哈河(今哈尔哈河)流域为中心，据辽东大部。乃颜自恃地广人众，图谋起兵反叛。至元二十三年(
唐代中叶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叛乱。玄宗天宝年间，政治日趋腐败，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恶性膨胀。李林甫为相，为防止其他汉人入相，兵权委以蕃将，安禄山得以任平卢(治今辽宁朝阳)，范阳(治今北京)，河东(治
武则天晚年，病居洛阳长生院，宰相数月不得见，唯其面首张易之、张昌宗侧侍。朝士多欲黜武复唐。凤阁侍郎张柬之及崔玄暐、敬晖、桓彦范、袁恕己谋诛二张，得到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的支持。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
刘宋会稽郡(治今浙江绍兴)鄞县(治今浙江宁波)人民起义。刘宋后期，统治阶级加重对农民的奴役和剥削。泰始五年(公元469年)，临海(治今浙江临海)人田流，在会稽郡鄞县领导当地农民举行起义。起义群众杀鄞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