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作业>诗词古文>向秀生平

向秀生平介绍

向秀(约227-272年),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向秀雅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相善,隐居不仕。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吕安被司马氏害死后,向秀应本郡的郡上计到洛阳,受司马昭接见任散骑侍郎、黄门散骑常侍、散骑常侍,与任恺等相善。向秀喜谈老庄之学,曾注《庄子》,“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注未成便过世,郭象承其《庄子》余绪,成书《庄子注》三十三篇。另著《思旧赋》、《难嵇叔夜养生论》。>>查看向秀的诗词古文

历史思想

  相对于“竹林七贤”里的其他人,向秀似乎名气不够响亮,南 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里记载也不很多,但是,千百年的岁月流逝却无法抹去向秀的独特光彩。

  向秀少年时即为同郡山涛所知。在山涛的接引之下,结识嵇康与阮籍,同为“竹林之游”。

  向秀虽然没有完整的文集传世,但在当时他却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其主要著作有《庄子注》,时人称此注“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晋书·向秀传》)。吕安见后叹为“庄周不死矣”。向秀还著有《周易注》,传称“大义可观”,然“未若隐《庄》之绝伦”,二注今皆已佚。又有《难嵇叔夜养生论》一篇,收于《嵇中散集》中;《思旧赋》一篇存《文选》和《晋书》本传中。

  向秀所著一书、一论、一赋三种作品,均为问鼎之作:其《庄子注》开创玄学注《庄》新思路,后人难望其项背;《难养生论》匠心独运,与嵇康难分高下;《思旧赋》更是堪称绝唱,魏晋时期无赋可与之比肩。

  经历了嵇、吕事件的大悲大痛,向秀在惆怅和迷茫中大彻大悟,在苦闷和徘徊中大彻大悟,心境更加趋于淡泊宁静,用心阐发庄子思想的精神。向秀本传或言,秀游讬数贤,萧屑卒岁,都无注述。唯好庄子,聊应崔撰所注,以备遗忘云。但遗憾的是其中《秋水》、《至乐》两篇还未注解完,向秀就去世了。

  那时候向秀的儿子还小,没有将父亲的注释光扬天下,被郭象将文稿窃取,“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以自己的名义大行天下了。此事见于《世说新语·文学》,《晋书》因之。其后千百年来,世人一谈到《庄子》的注释,就将郭象奉为大家,而忽视了向秀的显著功绩。这大概是中国文化历史上最著名的侵犯知识产权案例了。

  关于向秀注《庄子》,还有个有趣的插曲。开始向秀注释的时候,嵇康说,《庄子》中的玄言妙旨会被注释弄得僵滞,以前也没有一个较好的注,向秀不如不注。后来向秀注基本写就,拿出来给嵇康看,嵇康才知道向注使《庄子》的玄理更加美妙,因此对向秀的才识大为叹服。

  向秀肯定“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张“开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认为必须“节之以礼”,“求之以事,不苟非义”,由此推及人的社会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贵等,从而强调合“自然”与“名教”为一。通过向秀注解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难养生论》为向秀为启发嵇康进一步阐述其养生思想而著,向秀以世俗见解立意,并非其真实意识表示。

  向秀与嵇康关系最密,同时又通过嵇康结识了东平人吕安。嵇康“性绝巧而好锻”,于是经常可以看到二人在嵇康家门前的柳树下打铁自娱,嵇康掌锤,向秀鼓风,二人配合默契、旁若无人、自得其乐,同时也为了“以自赡给”,补贴一点家用。向秀还经常去吕安家帮他侍弄菜园子,三人可谓情投意合。

  向秀助嵇康打铁时,亲眼见证了钟会被嵇康奚落。这件事情成了嵇康被杀头的源头。向秀目睹了后来发生的一切,这些事也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道路。

  据《晋书·向秀传》中记载: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文帝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猖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秀乃自此役。——司马昭在杀了嵇康以后,还要威逼向秀吞下这枚“苦果”:你以前不是要隐居吗,怎么不学人去采薇了呢?向秀为保命计,只得顺其意说:“像巢父和许由这样的人,并不了解尧帝求贤若渴的用心,所以隐居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但他内心中真的是这样认为的吗?在强权之下的生命,就像浮尘一样轻忽。

  向秀曾经主张无为政治,然而他所主张的无为政治,是“任自然而不加巧”。但当他选择了只做官不做事,就变成消极无为了。做官并非他的本意,因此他的内心更加痛苦。陈寅恪先生说向秀“在嵇康被杀后,完全改节自图,弃老庄之自然,遵周孔之名教”,但是细读他的《思旧赋》,那种刻骨的痛却在昭示着他的不甘与愤懑。所谓的“改节自图”,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仕途

向秀早年淡于仕途,有隐居之志。嵇康被司马昭杀害后,为避祸计 ,不得已顺应朝廷威逼拉拢而出仕,先后任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但“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这一点很像东汉末的徐庶——徐庶之母为曹操所拘,不得已进入曹营,但他不发一言,不献一策,以沉默来对抗强权,向秀也是这样。

评价

向秀名列“竹林七贤”,七贤中既有山涛、王戎这样的现世功业卓著者;也有阮籍、嵇康这样超凡脱俗,行为潇洒的道家超越派;还有刘伶这样的千古醉人。相对于“竹林七贤”里的其他人,向秀似乎名气不够响亮,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里记载也不很多,但是,向秀的逍遥新义及其《庄子注》里所阐述的儒道精神兼容的观点,虽经千百年的岁月流逝却无法抹去向秀的独特光彩。

介绍

  向秀少年时即以文章俊秀闻名乡里,后来研读《庄子》颇有心 得,于乡里讲学时为山涛所知。山涛听向秀所讲高妙玄远,见解超凡,如同“已出尘埃而窥绝冥”,二人遂成忘年之交。在山涛的接引之下,认识了嵇康与阮籍,同为“竹林之游”。 向秀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友善,但不善喝酒。向秀性格平和,习惯于低调处世,走向朝廷之路,实属不得已;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吕安被司马氏害死后,他只好到洛阳任散骑侍郎、黄门散骑常侍、散骑常侍。

  向秀喜谈老庄之学,当时《庄子》一书虽有流传,但过去的旧注“莫能究其旨统”,曾注《庄子》一书,没注完就过世了,郭象则承其《庄子》余绪,成书《庄子注》三十三篇。著有《思旧赋》、《难养生论》。

哲学思想

1、向秀万物自生、自化的崇有论哲学观点主张本体论玄学。

  向秀论证了万物“不生不化”同于“生化之本”的过程,他在“无待逍遥”和“与变升降”的立身处世方面也有初步展开玄理,涉及到了部分社会政治实际。东晋谢灵运《辨宗论》评说:“昔向子期以儒道为一”(《广弘明集》卷18),《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记载:“(秀)弱冠著《儒道论》,弃而不录,好事者或存之”。贯通儒道是向秀一直怀有的学术理想,《庄子》注阐发的“自生自化”玄理新义亦是为此目的服务。

  对于名教与自然的看法,向秀既肯定“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张“开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认为必须“节之以礼”,“求之以事,非义”,由此推及人的社会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贵等,从而强调合“自然”与“名教”为一。通过向秀注解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不苟。

2、向秀对《庄子·逍遥游》的注解

  庄子逝世后,他的学说沉寂了数百年,终于在魏晋之际,在竹林七贤的心中复活。嵇康、阮籍沿着《庄子》的游心之路,激烈反对社会体制,打出了“越名教任自然”的旗帜:嵇康奋起反抗,白白送掉了性命;阮籍借助虚幻的神仙境界,却抑郁而终。面对现实,向秀“觉悟”了。他清醒地看到,在社会体制的铜墙铁壁面前,个人的反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脱离社会的自由逍遥只是幻想,沿着“游世”方向前行,恐怕是惟一的出路。他不愿步嵇康后尘,在朝廷与山林之间,他无奈地选择了前者。作为最后一个出山的竹林名士,向秀准备与早已入仕的山涛、王戎一起,在高官厚禄中“逍遥”。

  在混迹于西晋宫廷的日子里,向秀对《庄子·逍遥游》中关于大鹏与小鸟的描述,有了超越前人的感悟。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意象中,他竟然发现了本质的平等:逍遥是生命存在的最佳境界,而逍遥又是本性的满足,如果满足了自己的本性,那么逍遥本身是没有任何差异的,犹如在金床上或木床上,睡着后的感觉都一样。从这个角度看,只要适合自己的本性而自我满足,那么不仅小人物与大人物,即使圣人与凡人,其逍遥也是没有差别的。向秀运用这一发现刷新了思想界对“逍遥”的理解,融铸在其《庄子注》中。 根据《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所称“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向秀认为理想的“逍遥”境界存在于现实世俗社会之中,不是由外在主宰“本体”施予获得,关键在于各任其性,各当其份。 “性”、“分”是属于人们内在的“自然之理”,按照其《难养生论》主张的“情欲自然”观念,只要满足人的自然本性要求,上九万里高空的大鹏与抱榆枋即止的尺鷃都可以达到逍遥至境。凡人资于“有待”而逍遥,圣人“无待”不是绝对遁世,只是能够顺有待“与物冥”适应任何物质环境,实际还是通物情而有所待。

  如此,自由逍遥只需性分自足、得其所待,凡人与“至人”可以“同于大通”。这种逍遥义的哲学基础仍是万物“自生自化”的本体思想,其对世俗名教的认同经过郭象发展便成为“身在庙堂心在山林”的士大夫处世人格理想。

成就

  向秀虽然没有完整的文集传世,但他却是少有的大哲人大文豪。据记载,向秀主要著作有《庄子注》,时人称此注“妙析奇致,大畅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其好友吕安见此注后叹为“庄周不死矣”。向秀还著有《周易注》,今佚。又有《难养生论》一篇,存《嵇康集》中;《思旧赋》一篇存《文选》和《晋书》本传中。关于向秀注《庄子》,还有个有趣的插曲。开始向秀注释的时候,嵇康说,《庄子》中的玄言妙旨会被注释弄得僵滞,以前也没有一个较好的注,向秀不如不注。后来向秀注基本写就,拿出来给嵇康看,嵇康才知道向注使《庄子》的玄理更加美妙,因此对向秀的才识大为叹服。 向秀在经历了嵇、吕事件的大悲大痛,向秀在惆怅和迷茫中大彻大悟,在苦闷和徘徊中大彻大悟,心境更加趋于淡泊宁静。他到洛阳以后,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庄子思想的研究之中。于是闭门谢客,潜心作注,用心阐发庄子思想的精神。但遗憾的是其中《秋水》、《至乐》两篇还未注解完,向秀就去世了。

  向秀所著一书、一论、一赋三种作品,均为问鼎之作:其《庄子注》开创玄学注《庄》新思路,后人难望其项背;《难养生论》匠心独运,与嵇康难分高下;所作《思旧赋》更是堪称绝唱,魏晋时期无赋可与之比肩。

猜你喜欢

  • 东方朔

    东方朔(前154年-前93年),本姓张,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德州陵县神头镇)人,西汉著名词赋家,幽默风趣且才华横溢,在政治方面也颇具天赋,他曾言政治得失,陈农战强国之计,但汉武帝始终把他当俳优看待,不以重用。东方朔一生著述甚丰,后人汇为《东方太中集》。

  • 欧阳建

    (约269—300)西晋渤海人,字坚石。世为冀方右族。石崇甥。有才藻思理。擅名北州,后为贾谧“二十四友”之一。辟公府,累迁山阳令、冯翊太守。赵王司马伦专权,建每匡正,由是有隙。及伦篡位,劝淮南王司马允诛伦。事泄被杀。临刑作《临终诗》。有《言尽意论》。

  • 王珣

    (349—400)东晋琅邪临沂人,字元琳。王洽子。弱冠为桓温掾,转主簿。桓温北伐,军中机务并委珣。从讨袁真,封东亭侯。与谢安有隙,出为豫章太守,不之官。安卒,迁侍中。与殷仲堪、王恭、徐邈、郗恢等并以才学文章见昵于孝武帝。转辅国将军、吴国内史,在郡为士庶所悦。征为尚书右仆射,领吏部,转左仆射,复领太子詹事。安帝隆安初,王国宝专权,黜旧臣,珣几被杀。旋会稽王司马道子杀国宝,珣官至散骑常侍。卒谥献穆。

  • 郑文宝

    郑文宝(953~1013)字仲贤,一字伯玉,汀洲宁化(今属福建)人,郑彦华子。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师事徐铉,仕南唐为校书郎,历官陕西转运使、兵部员外郎。善篆书,工琴,以诗名世,风格清丽柔婉,所作多警句,为欧阳修、司马光所称赏。著有《江表志》、《南唐近事》等。

  • 周伦

    (1463—1542)苏州府昆山人,字伯明,号贞翁。弘治十二年进士。授新安知县,擢大理寺少卿,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有《贞翁稿》、《西台纪闻》、《医略》等。

  • 钟渤

    钟渤(一四五七—一五二八年),字元溥,号东冈。东莞人。明孝宗弘治六年(一四九三年)进士,任官吏部。八年,调刑科给事中,巡京仓,劾太监不法罪状。又奉命查山西库银盗失案,得其实情,时称神明。历官吏科右给事中、兵科左给事中、兵科都给事中。服父丧告归。武宗正德二年(一五〇七),补工科都给事中。被太监刘瑾忌恨构陷,四年,出为浙江参议。值旱灾,发仓赈饥,民受其惠。瑾诛,升云南左参政。以鲠直不容于权势,遂辞归。世宗嘉靖二年(一五二三),晋大中大夫。卒于家。著有《东冈集》。

  • 易训

    易训,字宣人。奇际第三子。新会人。尝与诸名流重结南园诗社,陈恭尹极重之。后适苍梧,得瘴疾,卒年二十八。著有《东樵遗集》。清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卷三有传。

  • 正嵓

    ( 1597—1670)清僧。明末清初江南江宁人,俗姓郭,字豁堂,号菽庵、藕渔、耦馀,别号南屏隐叟。明亡后为僧,住西湖净慈寺。诗画俱佳。有《屏山集》、《同凡集》。

  • 潘大临

    潘大临(约公元1090年前后在世)宋代江西派诗人,湖北黄州(今属黄冈市)人,字邠老,一字君孚,潘鲠之子。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哲宗元佑中前后在世。与弟潘大观皆以诗名。善诗文,又工书,从苏轼、黄庭坚、张耒游,雅所推重。为人风度恬适,殊有尘外之韵。

  • 太原妓

    欧阳詹游太原,悦一妓,约至都相迎。别后,妓思之,疾甚,乃刃髻作诗寄詹,绝笔而逝。诗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