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或多或少都接触过散文吧?散文是一种抒发作者真情实感、写作方式灵活的记叙类文学体裁。如何写一篇“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呢?以下是人见人爱的小编分享的读余秋雨散文有感(通用5篇),如果能帮助到您,小编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历史,穿越时间与空间,有一份挥之不去的沧桑感,多少个王朝,多少个轮回,反反复复,千年走一回,却有阵阵叹息,轻轻的,缓缓的,从遥远的爱琴海,从法老的金字塔,从被风化的古代遗址中,也从恒河畔边传来。当曾经的辉煌成为寂寞,当神庙已经破残,当人们开始遗忘,那阵叹息也只成了无奈,文明已经衰落,历史也开始褪色了。
翻开余秋雨的《千年一叹》,跟随他们的脚印一步步地走下去。我沉浸在眼前落寞的苍凉中,没有鲜明的色彩,没有繁华的景象,只有曾鼎盛一时如今却衰落得彻底的古文明。“千禧之旅”的目的实际上是环游世界的文明古国,领略各类文明的精华,寻找古代文明的路基,可我更觉得这像是一次冒险。途中他们遇到很多惊心动魄的事,随时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荒草迷离,战壕密布,盗匪出没,完全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但余秋雨写到:“我甘愿在毫无保护机制的险境中去面对一切,就像脱去手套去抚摸老人的伤痕。”于是冒险开始,抵达希腊时他所见的只有狭小的陈旧和任意的闲散。干净的痛苦一定会沉淀,沉淀成悠闲,悠闲是痛苦的补偿,痛苦是悠闲的衬垫,今天的希腊也就是在冷落中与世无争,闲散自如。埃及却不同,它昔日的辉煌,几经割断,古文字无人能识,古文献无人能懂,本体文明几近湮灭,只有从被风化的古代遗址和金字塔中可看到一点文明古国的样子。古巴比伦遗址的复原,更让人语塞,他们铲平古城重建遗址,却连带着将那份强烈的历史沧桑感湮灭了。文明的衰败也直接导致了当地人民的贫困,孩子总是让人心疼的,伊拉克有太多的失学儿童,他们连字也不认识,可他们的祖先却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文字的人。很小的孩子,本该天真无邪快乐生活,却硬生生地被与政治联系了起来,学校里教授的只是像“打倒美国,反对禁运”之类的口号。战争让许多孩子的父亲离开了,生活的重担便压在了孩子稚嫩的肩膀上,他们蜡黄的脸,深深的大眼睛,显示着他们这个年龄不该有的沉重。任何一种文明都离不开水源,河流是孕育古文明的基石,而在印度恒河边,却让我领略了前所未有的震惊。无数黑压压的人全都泡在恒河里,以为这样就可以将病痛治愈,还有长时间拥塞在河边等死的人,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将自己的骨灰撒入恒河。在恒河边,所能看到的是,人的肮脏,人的丑陋,人的死亡,就这样夸张的裸露,都可以毫无节制地释放给他人,释放给自然。恶浊的烟尘全都融入了晨露,恒河彼岸上方,隐隐约约的红日托出一轮旭日,没有耀眼的光亮,只是安静上升,对人类,它还有多少耐心?
《千年一叹》仅500多页,却让我的思绪跟随着它横贯了整个亚欧大陆,跨越了几千年的时光。正如《千年一叹》歌词中所写:“千年走一回,山高水又长,车轮滚滚尘飞扬,祖先托我来拜访,我是昆仑的云,我是黄河的浪,我是涅磐的凤凰在飞翔。”听着李白的歌,寻着屈原的梦,探寻着中东古文明的辉煌,抚慰着西亚顾问名的伤痛,感受着南亚历史的喜怒哀乐。“法老的陵墓,巴比伦的墙,希腊海滨夜潮起,耶路撒冷秋风凉。我是废墟的泪,我是隔代的伤,恒河边的梵钟在何方?”它引导着我们踏进那个往昔的时空,去品位和享受其中的快乐,而同时也承受着这些辉煌文明不同程度的衰落的震撼。思索着我们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的风风雨雨而生生不息的缘由,中国文化是一种做减法的文化,是一种向往简单和自然的文化。正是这个本质,使它节省了很多靡费,保存了生命。这个以世界屋脊作门槛,以千年冰雪作门楣的泱泱大国,正以磅礴的气势矗立着,展示着它博大的精深的文化和悠悠五千年的历史。它深邃古老却又充满活力,在新的时代的浪潮中,它正以中华雄狮的英姿,震惊着全世界。
品读余秋雨的历史散文,蔚然成了近年来中国小资的时髦风气,并带出了文坛一阵风潮。历史利用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由此带来的文化狂喜,可以从他散文集的发行量上得到证实。
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余秋雨做出的努力是令人赞赏的。在我的记忆里,余文首先在上海的《收获》杂志连载,而后被不断地出版、转载、报导,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的重要畅销图书,甚至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中文网站和杂志上,与鲁迅和林语堂的作品一道成为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一时间,大有不读余文,羞谈文学之风。果真是这样吗?让我们以他的《文化苦旅》为例,看看历史和文学在这里是怎样结构在一起的。
在《文化苦旅》中,我们可以透彻的看到作者采用的话语策略,那就是透着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的传统“爱国主义”(也即“民族主义”,这正是该书发行时面临的一种流行思潮),而后在这引导下进入深度操作的层面。
第一篇“道士塔”是一个奠定民族主义基调的重要篇章,它确立了整部书的话语(价值)姿态:王道士以他无知和贪婪出卖了中华文化的瑰宝“敦煌石窟艺术”珍品。这种道德化的母题和“故事”完全符合大众的“民族主义”走向。不仅如此,作者还使用了一些煽情主义话语记号来强化这种戏剧性的效果,如“伤口”、“滴血”、“下跪”、“恳求”乃至“哭泣”,所有这些意象或独白都展示了一种露骨的煽情技巧。尽管它从文学技巧上看相当笨拙,但在中国的读者市场却是双重有效的,即点燃了读者的历史怒气,又使之产生了对作品乃至作者的无限钟爱,这样的例子在余文中俯拾皆是。
余文成功的运用历史随笔与情感化的叙述方式,引发了大众的阅读回响。尽管人们并未从这些历史诠释中获得新的概念,但封存在历史中的传统价值和现代生活的断裂,获得了某种修复,旧式文人的理想、趣味和面容遭到了大众之手的亲切抚摸。那么,在当时所谓“建构大中华文化圈”的大汉民族主义思潮中,余文受到大陆、台湾乃至世界各地华人知识分子读者的响应和鼓掌,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但是余文在市场化的包装上存在着“媚俗”过火的问题。它太过矫情。再以“王道士”一文为例,由于爱“宝”心切,作者竟打算给道士“下跪”,而为了敦煌经卷的一次亏本的“出口贸易”,作者想为此“大哭一场”。这种行文上的肆意煽情,主要源于,他一方面沉浸在老式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之中,一方面则试图向大众或市场寻求最大限度的认可,这两者最终发生了统一。没有任何一种统一比这一种看起来更为古怪。
与诗歌相比,中国散文在其历史进程中始终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散文是诗歌与小说的话语残渣,堆积在文学史的边缘,成为每个时代主流话语的底衬。长期以来,以小日子、小情趣、小思想和小笔触为基本特征的“小散文”,尽管获得了城市市民的热烈掌声,其局限却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一个充满着阔大意象的中国文化而言,它只能是一种日用文化缀品。这就为所谓“大散文”诞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由:散文需要长“大”,需要更为“大气”的构架和运作。
在我看来,余进入历史和政治话语领域是一个错误。他旅行于一个他完全不能驾驭的领域,并陷入了阔大的迷津,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余文依托的那些陈旧的话语体制,正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里缓慢地崩溃。我们应该注意到,所有出现在这些怀旧书页中的言说都是一种挽歌,哀悼着所有正在随风而逝的政治、道德和文化传统。余文并未让历史向我们开放并成为我们的,恰恰相反,它显示了一个旧式文人的普通特征:屈从于陈旧的历史阐述和历史语法,同时又沉醉在一些细小的话语改造之中,而这样的文本无疑无法成为新散文的方向。
散文应当从这思想的迷津中彻底解放出来,散文应当终止这种紧张的文化漫行,返回到伫立、安坐或躺的舒适状态。在一个高速运转的超级资讯时代,散文完全没有必要成为思想者的承重之本。“轻小”应当成为散文的常态,而“娓语”才是当代散文的主流。无关乎深沉和浅薄,要的只是真性情,流行散文的真正面貌就应如此!
著名学者孙绍振先生曾说:“余秋雨之所以在九十年代崛起,就是因为他在自然景观面前,将激情的抒发和智性的文化沉思结合了起来。”读《文化苦旅》,读《山居笔记》,我们都会鲜明地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艺术个性,即以自然景观为核心意象,使激情与智性相互渗透,把对自然景观的赞叹和文化景观的阐释统一起来。《都江堰》就是这样的一篇佳作。
这篇散文抒情激切、高亢。文章开篇就奠定了一种厚此薄彼、褒贬分明的情感基调:“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我以为”“最激动人心”“不是……而是……”这些字眼,将作者的理性判断镀上强烈的主观情绪色彩,它统领下文对都江堰自然地理景观(水)和文化景观(李冰之于水利建设的杰出贡献)等的描述与议论。
激情的抒发需要具体形象的铺垫,否则感情势必空洞浮泛。《都江堰》一文形象刻画角度多变,生动空灵。有正面描写,有侧面烘托。正面描写,或从听觉角度切入——“如地震前兆,如海啸将临,如山崩即至”——未见其形,先闻其声,以极度夸张的比喻摹拟江水惊心动魄的声响;或从视觉角度摄取,抓拍堰中江水股股叠叠或合聚飞奔或分流直窜的动态镜像,突出其规整中的强悍的精神,展示它“壮丽的驯顺”的个性。侧面烘托,有欲扬先抑,如写去都江堰之前的先入为主的偏见、懒懒的心绪、散散的脚步,来反衬之后亲睹真容的震惊与叹服;有对比映衬,如以海水的“雍容大度”与江水的“精神焕发”相比照,突出江水“踊跃喧嚣”的气韵。这些自然景观形象的描绘,饱含钦敬欣羡之情,为下文文化景观的智性反思张本。这些感性的丽句里潜藏着作者对都江堰内蕴的精神风度之历史价值的深邃反思。
智性的沉思需要具体形象的承载,否则思考势必单调枯燥。文章在从声、形、神韵等多侧面写足了都江堰自然景观的壮美之后,接着将视线聚焦于“李冰”这一形象及其历史文化的内涵上。作者对李冰形象的刻画是粗线条的,主要用夹叙夹议的手法,纵横今古,浪漫飘逸,充满诗情。作者先是遗貌取神,“取其一点,不及其余”,以类似速写的笔法,寥寥数字勾出他想像中的蜀守李冰的形象:“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然后叠加上“画外音”:“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入耳。”再点缀以妙语连珠的议论,展开与人文景观的对话。如“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又如“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等等,这些潇洒出尘的智性判断把李冰形象深厚的精神内涵纵深挖掘出来,坦呈在读者面前。这些智性的睿语中奔涌着作者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精神资源的敬重与热爱之情。
终于有那么一天,情况发生了变化。
去年暑假,随着新版《三国》和《红楼梦》的热播,我居然破天荒地开始接触它们,喜欢它们,最终爱上它们。白天看电视,晚上再对着书看,一个个人物形象见见丰满起来。我怎么都想不到,千方百计想认识他们,最终以这样的方式相遇相知。
我把这件事视为去年暑假最重要的事。毕竟,我补上了这节落了好久的课。更让我兴奋的是,我终于喜欢上大气的书了,名著离我不再遥远了!我忽然觉得,也许朋友们说的没错,我的心智一直不成熟,在某些方面很“幼稚”(虽然我每次都不承认)。初中三年学到的知识,足以让我对春秋战国和封建社会的情况大致了解,这样才能高兴地接受我的两位新朋友啊!
也许是从那个时候起,对历史更感兴趣。谁说女生不喜欢看打仗?我就特别喜欢《三国》里人们的斗智斗勇,特别是诸葛亮和司马懿的较量,精彩极了。我越来越喜欢以历史为背景的电视剧,像《美人心计》、《明宫谜案》等,都可以从中找到那个朝代的影子。
只不过,这两本书对我的影响不够多,也不够大。
高一第一学期,我“继承”初中的喜好,依旧看一些辞藻华美,抒情性强或是形式新颖的文章,只是多了一本张爱玲的《怨女》。直到它的出现。
首先,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了“友情”是重要的,又是严重的。在我看来,作者更是倾向在说“严重”而不是“重要”。墨尔本海岸残壁的挺立与崩塌,本是大自然的杰作,但余秋雨先生从中得到了友情的感悟。的确,像残壁的挺立一样,友情是不可摧毁的。然而,也像残壁崩塌一样,友情是脆弱易碎的。残壁的挺立是悲壮的,它们抱残守缺,与激流搏斗,因而它们有了大自然的崇高;友情,对于人与人的交往和生活是十分珍贵的,也是人生中最崇高的东西之一,这样自然与人类的崇高得以贯通。而且,残壁的崩塌是悲壮的,友情的碎裂也给人以悲壮感,这样两者又存在着共同点。读到这,残壁与友情的界限已经模糊……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对于友情的严重性来说,墨尔本海岸残壁这一开头是成功的。接下来作者对上海人的友情进行分析,把友情拉回到身边;律师的话将友情的豺狼与人间的纯情对立,凸显友情的严重。
接着,作者讲到了防范友情破碎。既然友情是易碎的,我们就要想办法防范。在这里,余秋雨先生给我们举出了前辈们的办法,这些办法你是否也在应用呢?一是比较硬的办法---捆扎友情,那就是所谓的结帮。这不,古人还有什么“桃园三结义”呢!二是比较软的办法---淡化友情。不让友情凝结为实体,它还能破碎得了吗?作者说:“这种高明的做法包藏着一种机智的无奈。”三是比较俗的办法---粘贴友情。既不结帮,也不淡化,而是大幅度降低朋友的标准,扩大友情的范围,广种薄收。我认为,以上三种做法,都是为了强行防范友情破碎硬加来的。然而对友情的防范不是友情的自身破碎,而是友情的起点---也就是交错朋友。万不能把防范友情的破碎当成一个目的,该破碎的让它破碎,不要怜惜。
然后,作者又谈到了友情的错位。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那么一把量度尺,它是来为我们衡量朋友的。不同的是,有的尺子量出来的是事业型朋友,有的是患难知己,有的确是“孤朋狗友”。先不说朋友的种类,有句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很显然,这句平凡的话在现代社会中已深入人心,成为许多人骨子里的东西,结识朋友的准则。这种说法的确表明了朋友的重要,又表明朋友的价值在于被依靠。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友情不依靠什么。所谓朋友,就是那些使我活得更温暖、更快乐的人。英国诗人赫巴德曾说过:“一个不是我们有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友情因无所求而深刻,不管彼此是平衡还是不平衡。
最后,余秋雨先生写到了友情的来之不易,因此我们要加倍珍惜。
两只蚂蚁相遇,只是彼此碰了以下触须就向相反方向爬去,爬了很久之后突然都感到遗憾,在这样广阔的时空中,体型如此微小的同类不期而遇,“可是我们竟没有彼此拥抱一下”。
随着宇宙空间的不断开发,我们的体型更加微小了,什么时候还能碰见几只可以碰一下触须然后对视良久,终于紧紧拥抱的同类?不是吗?我们不该再有什么遗憾。